TR EMERITUS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3月23日逝世后，网络上掀起对李光耀先生的评论和批判，看法趋近两极化。 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两派人马接收的媒体讯息不同，如对李光耀持正面意见者多为居住在新山和新加坡的大马华人，有明显的地域因素；另一方面是整体思维大不同，造成各方面认知和立场都不同，而之所以会造成思维不同，结构性因素包括：1，媒体洗脑和2，专制独裁体制。 自从李光耀逝世后，网络涌现的论述多为感恩他对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建设，当批判者质疑李先生的威权独裁，则感恩者会回应：“你们对新加坡没有贡献，没有资格批评”。 撇除1）媒体洗脑和2）专制独裁形塑的愚民奴化现象（虽然很显然这批感恩者是被洗脑和奴化），笔者本文试图论述，在结构性因素下，感恩者被形塑了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以至于在面对批判者对李先生的质疑时，能毫不犹豫反击，竟都无法察觉，自己已犯上逻辑错误（要有贡献才能批评、生活安乐要感恩明君）和双重标准（斥责巫统霸权不民主，却崇尚李氏独裁打压异己）。 愚民要管不管就乱 第一，感恩者拒绝批判，甚至认为批评明君是一种谩骂、侮辱。他们不认为，民主社会崇尚的言论自由、资讯公开、平等，公共空间的公民理性讨论，是必须的。 民主社会的公民拥有发言权是一种天赋人权，也不在他们的观念里。因此，按照他们的逻辑，没有对新加坡有贡献的人，不能批评明君。 第二，感恩者崇尚和谐中庸思维。因此，言论自由带来的各种不同意见的激荡、冲撞、启蒙，是一种偏激思维，将激化社会矛盾和问题，必须制止言论自由带来的多元、理性讨论空间。 感恩者选择挺权势 第三，感恩者崇尚专制、铁腕、独裁的政治体制。只要独裁者是一位明君，手段如何不重要，就是不能质疑历史大时代的英雄。这显示感恩者还带有中国封建时代的君王思想，封建奴隶对明君的渴望，用现代语即“对魅力贤明领袖的个人崇拜”。 由此可见，感恩者对民主政体，或强调人民权力的政体不屑一顾，以君王的权威来统治人民比较重要。潜台词是“愚民是要管的，不管就会乱”。 第四，发展主义思维。社会普遍崇尚经济、发展、理工，贬抑社科、文艺。 一切有助发展的经济商业活动，就是对人民有益；社会科学启蒙人民思辨逻辑，文学艺术代表发言空间扩大，但无法助长经济，就是有害无益的。人文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主义，都是梦中楼阁，浪漫幻想。 第五，可以用句最简单的俗语“西瓜靠大边”来描述感恩者思维。 简单来说，权势在哪里，就选择倒向哪里。这可从这些人在香港占中运动中，支持中共，在新加坡则支持李光耀的独裁打压，同理可证。 本文并不是指所有发表感恩李光耀的大马华人，都具有这五种思维，而是综观所有言论，可归类为五种思维模式，而从此思维模式中，可继续研究更深层的结构因素：为何他们会有此种思维？除了表面的经历新加坡式媒体洗脑和专制政体外，是否大马华人在身分认同方面的焦虑与失落，造成此思维模式呢？ 廖珮雯■文字工作者 南洋网... 

Translation Teo Soh Lung: Fear is dead 四天前，肯尼斯和我被几位香港记者问到是否会到李光耀灵前吊唁，肯尼斯回答说不会。当被追问为什么时，他嘀咕着，好像是说没这个必要。这几位年轻的记者看来非得要到答案，于是转而问我。我也回答说，不会。他们追问为什么，我当时以排队的人龙太长为借口。可是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对自己的答复，心里总是觉得不快。 在“全国哀悼”的那个星期，不时有邻居问我有没有到李光耀灵前吊唁，他们都是李光耀的狂热粉丝，我简单地回答“没有”。我没有详细说明，他们也没寻根问底。我知道我当下的想法是我要尊重死者，我不想伤害那些提问的人，告诉他们那个死者在他担任总理期间，是怎样伤害了我和我的家人。 在葬礼之前的几天，群聊一直充斥着在烈日下的人龙有多长、葬礼的计划和安排、巴士和地铁延长穿行的时间、和死者那些匪夷所思的成就等等信息。到了第六天，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信息，退出了那些群聊。我没有说明原因，这或许又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 那些知道我过去的朋友们不停地问我，有没有打算写些关于李光耀的材料。我是有这个打算，但在这20多天里，我的脑子一片空白，根本无法写出理性的文章。似乎有一个内在的声音告诉我要保持沉默，不要去破坏那举国的哀痛，让他们平静地哀痛。但是在李光耀死后的第二天，即3月24日，我就母亲的想法写了一段。我原本无意执笔，只是自然而然就写就了该文，似乎是母亲促使我为她而写。那天早上，我曾到过我母亲的骨灰龛，那是她去世三周年的忌日。突然，我的姐姐开始谈论过去，谈论她自己和我妈妈。我原本不了解，现在才知道，她在我被逮捕后，到底经历了什么和她是如何看待我的被捕。她是怎么厌恶那个死者，每当他的影像在电视上出现，她就关机。在回家的漫长路上，我记录下她的想法。我再也不理会李光耀，我母亲的悲伤比他的去世和全国哀悼要大得多。当我写完并张贴在我的脸书页面后，我哭了。那个时间大约就是她三年前在家里去世的时间。 让我们再回到那几位记者。我想了好几个小时，为什么我没能给一个诚实和直接的答案？为什么我没有说我不会去吊唁，是因为李光耀曾不经审判，也没有正当的理由就将我囚禁了两年半？我越琢磨越觉得自己可笑和愚蠢。这是我自己潜在的良知阻止我自己说出一个诚实的答案。我很生气，这简直是荒谬。 想了几个小时后，我恍然大悟，原来真正的原因是“恐惧”，担心人们会认为我是个坏人，尤其是在他们沉痛哀悼和歇斯底里的时候，担心他们会认为我是个愤慨、痛苦和不懂宽恕的一个人，没能做到有如大主教说的“向前看”。这就像强奸受害者的反应。他们拒绝报案，因为他们担心，查案者不相信他们的话，甚至还有可能指责他们，说是他们自找的，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行为和穿着引人干案。他们也担心报案后会损害自己的声誉和人身安全，担心公众的看法，担心他们的反应。这一切都太复杂，太危险和太吓人，所以最好还是保持沉默，忘记那段恐怖的经历，然后向前看。让强奸犯逃脱惩罚，犯下更多的罪行，让更多的女性受害。 意识到其实是“恐惧”妨碍了我给记者们一个诚实的回答后，我突然觉得解脱了，感到心里一个沉重的负担被解除。我立即决定，如果下一个人问我会不会到国会大厦吊唁，我会告诉他，我不会尊重那个未经审判就囚禁老百姓的领导者，那个致使收押者、他们的家人和他们的朋友造成了这么多伤害和痛苦的领导者。 那天晚上，一位在天亮前就排了好几个小时的队，刚刚向他亲爱的领袖吊唁回来的人，问我是否要去。我回答说：“不，就凭他对我做过的事，他囚禁了我两年半，我怎么能去给他吊唁？”他大吃一惊，问我为什么被监禁。我告诉他关于内部安全法令，如果他还想知道更多有关于我的事，请他上网谷歌（google）我的名字。他说，他不知道伟大领袖的另一面。事实上，他的确不知道，很可能对我的回答感到震惊。那天晚上，他问了两个朋友是否知道我的囚禁，一个说是，另一个假装她不知道。 在... 

备受国际关注的李光耀逝世，铺天盖地的歌功颂德、感人肺腑溢美之辞占据了所有媒体的空间。然而，李光耀亦非完人，盖棺未定论，更不应因其有功而无视其过。 《李光耀回忆录》虽然并非史记，确也反映了他较真的一面。 比如李氏家族祖孙三代，清一色是受英文教育，而李光耀更是英文至上主义者，却偏咬定热心华教的民族资本家陈六使是华文沙文主义者，而且从不间歇的排斥、鄙视、敌视受华文教育者。 李光耀晚年表示遗憾未能与孙儿以华语沟通，并且一直苦读华文及送孩子进华校，企图以此〝盟志〞其爱护华教，在他88岁时还说如果再长寿一些他将纠正、弥补对华教的亏欠。 敢怒敢言令人侧目 然而，莫说历史没有〝如果〞或回头，其实，88岁高龄的李老当其时其言必善是正常的气数，更何况他烧毁一片森林，然后种一棵树在自家后院，有谁相信他是爱护大自然的环保志士？ 根据《回忆录》的描述，李光耀敢怒敢言令人侧目。例如他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时说：“自己辜负了马来西亚数百万人民…….因为抗拒马来霸权，而马来霸权正是导致我们发生争执的根源……..。”又说“东姑的法科学位简直是剑桥大学给的。”这都是很尖锐、敏感和大胆的批评。 然而，时至他寿终正寝的那一刻，一点也不容许别人公开批评他，所有批评他的人都被“整”得走投无路，甚至倾家荡产。 成也共党恨也共党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一项专访中说的话：“我只批评人，绝不整人。”；“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给贪官污吏，也给我留一口。” 《回忆录》显示，李光耀的政治生涯，由始至终都在依靠他所说的“共产党人”为他打天下，然而他憎恨共产党人，有如希特勒憎恨犹太人，而且无时无刻处心积虑要置他们于死地才甘心。 他的江山埋藏着无数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伙伴的尊严与人权。当年李光耀资政，对林清祥被流放国外多年后，忧郁绞心而逝时的赞美与颂词，叫人哭笑不得。 林清祥即使地下有知，也当会迷惑不解：“请问阁下是何许人？” 相比之下，谢太宝就“幸运”得多了，至少他还堂堂正正的活在祖国的怀抱。《回忆录》中作者只字未提“谢太宝”，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从谢太宝的遭遇，可让我们更了解“李光耀是何许人。” 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