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极必反是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6月6日新媒体通过黑页行动，来集体回应和抗议，政府实行的媒体管制新条例，就是一个鲜明的物极必反例子。
这一个最后一根稻草的现象，既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不断侵蚀社会言论空间之政府政策，已经达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亦表示了人民对当下由集选区出道的领导者之言行，感到了极度的恶心反胃。
这一种来自个体自发的共同一致性政治行为，更明确表达了李光耀政权可以一锤定音的时代已经结束。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种清澈的社会反抗情绪早已经显露，并且得到了证实，所以才会发生如此匆忙之间的闪电般，一宣布就立即执行新政策的必要性。
无论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内情如何，新政策和其带来的社会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改变了新加坡原有的政治生态，也就是说，逆来顺受的驯服社会时代不复存在；人民已经展现了依理力争的新时代之精神面貌。
这种社会政治文化思维的改变并非偶然，也不全是政治竞争对手的成就，而是来自人民对统治者不满情绪的长期累积。
为此，要知道新媒体何以改变了政治生态，还得先了解已知的历史过程，因为社会改变的来龙去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闻媒体与社会言论的不当与过度管制，有目共睹，完全没有争议，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排名为第149位，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同属一类档次。这种不文明的丢脸排名，是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
1971年5月，李光耀开始以莫须有罪名，清算原有的新加坡报业组织，之后，在1980年代中后期，更以限制外来新闻媒体出版物流通量的手段，来挫折外国媒体对新加坡的负面评论。
1974年新制定的新闻法令，允许部长在判定外国媒体涉及了新加坡国内的政治活动情况下，换言之，部长有权以外国媒体评论了新加坡政治的理由，去严格限制一家违规报刊杂志，在新加坡的流通量。
在这一种全面杜绝负面政治评论的大环境之下，李光耀有效的塑造了新加坡是成功模式的假象。这一种有利李光耀政权，不利社会言论自由的政治格局，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得益于对政治言论空间的垄断，李光耀轻易赢得了多次的大选。也就是说，剥夺社会言论自由，是李光耀能够成功持续执政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政策，应该就是要奠定基础，以确保当下的执政者在下轮大选中继续保持胜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互联网科技的出现，以及，新媒体之不受规范的言论之日益普及，挑战与危害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闻时事报道与评论的原有专制权益。
通过新媒体。负面新闻与评论的出现，提高了人民对社会困境的认知层面，在虚实新闻舆论的对比之下，事情的是非真假，无所遁形；政治觉醒强化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随之，不满政府政策的民间情绪日益高涨。
更重要的是，新媒体的言论不仅挑战，更是有力的打击了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社会大众开始质疑，并且拒绝官方和主流媒体，对政策与时事的种种解说。
当权者公信力的衰败，除了加深政府动员人民支持政策的困难度，亦质疑了当权者掌握政权的正当性，尤其是通过集选区取得国会议席的公正与合理性；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政治尴尬。
当然，低素质之官僚与媒体的政治言论，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火上浇油的，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严重反感。事实上，官员的低素质言行，正好反映了集选区制度之捆绑劣质货色的潜在弊病。
举个不当言论的例子；8元心脏大手术的告白，并不足于说服人民，公家医疗费的可承担性，却反映出不同阶级的不同社会待遇，凸显了制度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这种官话背离一般常态的实情，进一步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由此可见，人民选择了相信新媒体，而不是官方解说与官媒评论，那是犯了狼来了错误之必然性结果。
现实是，2011年大选前夕，一项调查发现，21至34岁的读者群，36.3%的人利用互联网作为获取国内政治新闻的主要渠道，而利用报纸作为主要新闻源的人的比例为35.3%。
这一个政府失去资讯垄断力度，会对人民行动党不利的现实，最终，在当年的大选结果中获得证实。也就是说，新媒体破坏了执政党对社会信息的垄断，并且，给予反对党一个有效的政治信息交流平台，改变了政党政治竞争上的原有资讯不平等状态。
在日新月异科技的庇护下，新媒体的发展态势不可逆转，因此，政府对新媒体的强化制约，不会改变兴盛败亡，政权交替的自然与必然性；后PAP时代，必定会来临，也许，时间就在转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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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献馆
来源：http://www.sginsight.com/x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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