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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the ‘Policies’ Category
It’s not about the internet alone

It’s not about the internet alone

Media Enthralled Singapore has come some way since the days of near absolute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a pervasive climate of fear. As a teenager in the 1980s, I remember clearly the oppressive political environment within which alternative voices and opposition politicians were operating. Even when engaging in coffee shop conversation,... 

Ravi Philemon’s speech at #FreeMyInternet protest

Ravi Philemon’s speech at #FreeMyInternet protest

MDA should not have unfettered power to act against citizens (Photo credit: Lawrence Chong) I think we have to be fair to this PAP government. So, to be fair, let us look at the reason why they say this regulation is needed. MDA has said that they want to bring the online news sites to be on par with the traditional media. We... 

新媒体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

新媒体改变新加坡政治生态

物极必反是说,任何事物的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6月6日新媒体通过黑页行动,来集体回应和抗议,政府实行的媒体管制新条例,就是一个鲜明的物极必反例子。 这一个最后一根稻草的现象,既说明了社会大众对不断侵蚀社会言论空间之政府政策,已经达到了无法承受的程度,亦表示了人民对当下由集选区出道的领导者之言行,感到了极度的恶心反胃。 这一种来自个体自发的共同一致性政治行为,更明确表达了李光耀政权可以一锤定音的时代已经结束。或许,就是因为这一种清澈的社会反抗情绪早已经显露,并且得到了证实,所以才会发生如此匆忙之间的闪电般,一宣布就立即执行新政策的必要性。 无论不为外人所知的真实内情如何,新政策和其带来的社会回应,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改变了新加坡原有的政治生态,也就是说,逆来顺受的驯服社会时代不复存在;人民已经展现了依理力争的新时代之精神面貌。 这种社会政治文化思维的改变并非偶然,也不全是政治竞争对手的成就,而是来自人民对统治者不满情绪的长期累积。 为此,要知道新媒体何以改变了政治生态,还得先了解已知的历史过程,因为社会改变的来龙去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闻媒体与社会言论的不当与过度管制,有目共睹,完全没有争议,新加坡的新闻自由度在全球170多个国家的排名为第149位,和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是同属一类档次。这种不文明的丢脸排名,是政治思维的必然结果。 1971年5月,李光耀开始以莫须有罪名,清算原有的新加坡报业组织,之后,在1980年代中后期,更以限制外来新闻媒体出版物流通量的手段,来挫折外国媒体对新加坡的负面评论。 1974年新制定的新闻法令,允许部长在判定外国媒体涉及了新加坡国内的政治活动情况下,换言之,部长有权以外国媒体评论了新加坡政治的理由,去严格限制一家违规报刊杂志,在新加坡的流通量。 在这一种全面杜绝负面政治评论的大环境之下,李光耀有效的塑造了新加坡是成功模式的假象。这一种有利李光耀政权,不利社会言论自由的政治格局,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得益于对政治言论空间的垄断,李光耀轻易赢得了多次的大选。也就是说,剥夺社会言论自由,是李光耀能够成功持续执政的主要原因之一。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新政策,应该就是要奠定基础,以确保当下的执政者在下轮大选中继续保持胜算。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互联网科技的出现,以及,新媒体之不受规范的言论之日益普及,挑战与危害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对新闻时事报道与评论的原有专制权益。 通过新媒体。负面新闻与评论的出现,提高了人民对社会困境的认知层面,在虚实新闻舆论的对比之下,事情的是非真假,无所遁形;政治觉醒强化了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随之,不满政府政策的民间情绪日益高涨。 更重要的是,新媒体的言论不仅挑战,更是有力的打击了政府官员和官方媒体的公信力;社会大众开始质疑,并且拒绝官方和主流媒体,对政策与时事的种种解说。 当权者公信力的衰败,除了加深政府动员人民支持政策的困难度,亦质疑了当权者掌握政权的正当性,尤其是通过集选区取得国会议席的公正与合理性;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政治尴尬。 当然,低素质之官僚与媒体的政治言论,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火上浇油的,加剧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严重反感。事实上,官员的低素质言行,正好反映了集选区制度之捆绑劣质货色的潜在弊病。 举个不当言论的例子;8元心脏大手术的告白,并不足于说服人民,公家医疗费的可承担性,却反映出不同阶级的不同社会待遇,凸显了制度上的不公正和不平等。这种官话背离一般常态的实情,进一步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由此可见,人民选择了相信新媒体,而不是官方解说与官媒评论,那是犯了狼来了错误之必然性结果。 现实是,2011年大选前夕,一项调查发现,21至34岁的读者群,36.3%的人利用互联网作为获取国内政治新闻的主要渠道,而利用报纸作为主要新闻源的人的比例为35.3%。 这一个政府失去资讯垄断力度,会对人民行动党不利的现实,最终,在当年的大选结果中获得证实。也就是说,新媒体破坏了执政党对社会信息的垄断,并且,给予反对党一个有效的政治信息交流平台,改变了政党政治竞争上的原有资讯不平等状态。 在日新月异科技的庇护下,新媒体的发展态势不可逆转,因此,政府对新媒体的强化制约,不会改变兴盛败亡,政权交替的自然与必然性;后PAP时代,必定会来临,也许,时间就在转角处。 . 新加坡文献馆 来源:http://www.sginsight.com/xjp/  Read 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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